东西。

“尚同”就是统一政权。《墨子》提出百姓要“上之所是，必皆是之，上之所非，必皆非之”“上同而不下比”。在人间“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”，所以“天下之百姓，皆上同于天子”。这个学说，在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割据的局面下，起到了巩固封建国家的作用。这种民上同于天子，天子上同于天的逐层上同的思想，也是《墨子》的宗教思想的表现。

知、辩——墨子的哲学建树

墨子的哲学建树，主要体现在“知”和“辩”上。他视“闻知”“说知”“亲知”为人类知识的三大来源，而将“辩”视为“别同异，明是非”的思维法则。

闻知，又有传闻、亲闻之分，但不管是哪一种，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，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，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。因此，他强调要“循所闻而得其义”，即在听闻、承受之后，加以思索、考察，继承和发扬别人的知识。

说知，即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。墨子特别强调“闻所不知若已知，则两知之”，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。如已知火是热的，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；圆可用圆规画出，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。

亲知，即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。它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。墨子把亲知的过程分为“虑”“接”“明”三个步骤。

虑、接、明

虑，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，即生心动念之始，以心趣境，有所求索。不过，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，譬如张眼睨视外物，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相。

接，让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感觉器官与外物接触，以感知其性质和形状。不过，“接”到的仍然是不完整的或表象的知识，且有些事物是感官感受不到的。

明，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只是初步的、不完全的，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、整理、分析和推论，方能达到“明”的境界。

总之，墨子的“闻知”“说知”和“亲知”，不是消极地、被动地、简单地接受知识，而是蕴涵着积极进取的精神，主动去发挥、阐扬、进步。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，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。

墨子还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人。他认为，人们运用思维，认识现实，作出的判断无非是“同”或“异”、“是”或“非”。

为此，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、是非的法则，以之作为衡量、判断的标准，合者为“是”，不合者为“非”。这种判断是“不可两不可”的，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，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，或为“是”，或为“非”，二者必居其一，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，不可能二者都为“是”，或二者都为“非”，也不可能既“是”又“非”，或既“非”又“是”。这在现代逻辑学中，被称为排中律和不矛盾律。

在此基础上，墨子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，并将思维的基本方法归纳为“摹略万物之然，论求群言之比。以名举实，以辞抒意，以说出故。以类取，以类予”。

也就是说，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，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，并用“名”（概念）、“辞”（判断）、“说”（推理）表达出来。“以类取，以类予”，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，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。

此外，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、直言、选言、演绎、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，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一个有条不紊、系统分明的体系，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，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、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。

譬、援、归、止——辩论术

春秋战国时期，学派百出，互相争鸣，各学派为了在论争中驳倒论敌，占据上风，纷纷刻苦钻研辩论之学，墨子就是当时极为有名的顶尖的辩论高手。

在《墨子》这本书中，载有许多能言巧辩的生动事例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墨子为了传布其思想，一直在不断地与人进行辩论，其中包括诸侯王公，也包括当时社会的各色人等。墨子的后学传人传承了其道统，也传习了其辩论之术。墨者在辩论中发挥墨家思想，与盛行于战国中后期的各家学派争鸣。《墨子》中的《经》上下、《说》上下，以及《大取》《小取》6篇，系统总结了墨家的辩论技巧。其中，较为常用而又实效的辩论技巧有“譬”“援”“归”“止”等。

譬，就是打比方，是先秦诸子运用最多的辩论技巧。墨者也概莫能外，“言必有譬，无譬不能言”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