浙江同时起义，可惜事机泄露，他在安庆失败牺牲，我在绍兴大通学堂被捕。”

她顿了顿，指尖在地图上划过，从绍兴到日本东京，声音沉了些：“他们审我，问我同党是谁，我只说‘革命党人遍布天下，要杀便杀，不必多问’。他们让我写供词，我就写了‘秋风秋雨愁煞人’——不是愁自己死，是愁革命未竟，愁天下女子还在苦海里挣扎，愁这乾坤何时才能清明。”

晏辰说：“秋瑾女士，您本是官宦人家的小姐，丈夫是湘潭富商王廷钧，生活优渥，为何要放弃安稳，投身风险重重的革命？”

“安稳？”秋瑾笑了，那笑声里有对旧时代的嘲讽，“女子生在那个世道，哪有什么安稳？我嫁入王家，穿金戴银，却要看着丈夫纳妾、听着婆婆骂‘不下蛋的鸡’，连读书的权利都没有——这叫安稳？我去日本留学，看到西洋女子能上学、能工作、能参与国事，再回头看中国女子，裹小脚、守闺阁、任人摆布，像牲口一样被买卖——这世道，能忍吗？”

她将茶杯重重放在茶几上，茶水溅出些许：“我搞革命，不只是为了推翻清朝，更是为了让天下女子能‘脱簪珥，易冠裳’，能读书、能自立、能和男子一样站着活！我穿男装，不是想当男人，是想告诉世人：女子的肩膀，也能扛得起家国！”

阿楚说：“后世说您‘既是诗人，又是革命家’，您的‘休言女子非英物，夜夜龙泉壁上鸣’至今还鼓舞着很多女性，您自己觉得，诗与革命，哪个更重要？”

“缺一不可。”秋瑾眼神亮了，像提到了心尖上的事，“诗是鼓点，能唤醒沉睡的人；革命是利刃，能劈开吃人的礼教。我写‘秋风秋雨愁煞人’，不是愁自己死，是愁革命未成功；我写‘龙泉壁上鸣’，是想让天下女子都知道，我们手里也能有‘剑’！”

她拿起阿楚桌上的一本《秋瑾文集》，翻到《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》，指尖抚过“诸位姊妹，你要知道天下事，天下人都有分，你也有一分”，声音软了些，却更有力：“当年写这些，是怕女子们还在梦里；现在看来，你们醒了——真好。”

晏辰说：“您就义时，年仅32岁，有没有过遗憾？”

“遗憾？”秋瑾抬头，看向窗外飘扬的国旗，眼神里有释然，也有滚烫的期待，“遗憾没能看到清朝灭亡，没能看到女子剪去发髻、放开小脚，没能看到学堂里坐满女学生。但我不后悔——革命总要有人流血，我秋瑾的血，能染红一块砖，铺成后人的路，就值了。”

她站起身，理了理长衫的下摆，那粗布的褶皱里，仿佛还藏着大通学堂的枪声：“替我告诉后世的姊妹们，别辜负那些流血的人。你们能上学、能工作、能自己选人生，不是天生就有的，是无数人用命换的。要记得，女子的价值，从不是‘贤妻良母’，是‘我就是我’——能爱家国，能爱自己，能活成自己想活的模样。”

走到镜子前，她回头，敬了一个现代的军礼（不知何时学会的，却格外标准），声音洪亮如钟：“秋风秋雨不再愁，因为你们，就是乾坤！”

身影消失时，仿佛还能听到她吟诵的声音：“一腔热血勤珍重，洒去犹能化碧涛！”

阿楚抹了把眼泪，声音哽咽：“原来‘秋风秋雨愁煞人’里，不是绝望，是未竟的希望……她看到现在的中国，一定会笑的。”

晏辰望着镜面，轻声道：“从夏姬到秋瑾，两千多年，她们从‘想活下去’到‘想活成自己’，从‘被历史定义’到‘定义自己’——这或许，就是最好的传承。”

镜面的光芒渐渐淡去，仿佛还回荡着二十多位女子的声音，有委屈，有倔强，有清醒，有炽烈，最终汇成一句：“我们，不是符号，是活生生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