哀牢传》说“建武二十七年（公元51年），贤栗等遂率种人二千七百七十，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，诣越西太守郑鸿降，求内属，光武封贤栗等为君长，自是岁岁来朝贡。”“永平十二年，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种人内属，其称王者七十七人，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，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；西南去洛阳七千里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县。”可见，哀牢是“种人”，即是一个族种。

《史记》里的哀牢国在《史记》里，没有“哀牢国”，也没有“哀牢”字样。可是，在滇西和缅北地带，《史记》里却有地名可查——有乘象国“滇越”，“滇越”之东有“同（桐）师”，“同师”之东有“嶲”和“昆明”，“嶲”和“昆明”之北有“楪榆”。置于现地名之上，“滇越”为怒江以西的德宏、腾冲、龙陵及邻近的缅甸地方，“同师”为怒江以东的保山、昌宁、施甸等地，“嶲”为永平、云龙一带，“昆明”为洱海附近的下关、弥渡、巍山等地，“楪榆”为今大理州北部至丽江。

《史记》的记载：“……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，四岁余皆闭昆明（今云南大理），终莫能通。然闻其西可千余里，有乘象国，名曰滇越，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。”滇国已经确认是在滇池一带，从滇池往西千余里，刚好就是今天的保山，即哀牢国。以此推论，“滇越乘象国”即是“哀牢国”。

《史记》里连“夜郎国”也提到了，为什么会没有“哀牢国”或“哀牢”字样呢？按常理，“哀牢”只要是客观存在，他不可能不知道，所以只有一种可能，把哀牢国当成“滇越乘象国”了。

《续汉书》为西晋司马彪所编撰，其中《郡国志·永昌郡》说：“永昌郡，八城，户二十三万一千八百九十七，口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四十四。不韦出铁，嶲唐、比苏、楪榆、邪龙、云南、哀牢（永平中置，故哀牢王国）、博南（永平中置），南界出金。”

这章没有结束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！“哀牢王国”出现于释义中，且仅为哀牢一城的释义，因此，仅可认定置哀牢县前，哀牢王住处在彼，即首邑，为部落联盟首领所在。

《华阳国志》乃东晋人常璩所编撰，其中对“哀牢”和“哀牢国”所说甚多。

《南中志·永昌郡》中记述了“九隆”传说、南击“鹿茤”、贤栗归汉、柳貌归汉等，较为系统。

《南中志·永昌郡》说：“永昌郡，古哀牢国。”另说：“哀牢，山名也。”使今之“哀牢山”与古之“哀牢国”关系弄得有些复杂化，今之研究者往往只能强圆其说，却难于服人。

《南中志·永昌郡》明确地说“哀牢”人是“种人”，即一个族种；其国家体系不健全，“分置小王”，如部落长，因此，先归汉的贤栗是“王”，后归汉的柳貌也是“王”，但贤栗所率人口仅一万多人，是小王，柳貌之下有“称王者七十七人”，人口“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”，显然是个“大王”（部落联盟首领）。

《南中志·永昌郡》说，孝武时，度兰沧水（澜沧江）以取哀牢地，置嶲唐、不韦二县，哀牢转衰，加上柳貌归汉后置了哀牢、博南二县，“哀牢国”就有了一个全貌：“哀牢”地面上一共设了四个县，约为《史记》中的“同师”和“嶲”两个地方。

《南中志·永昌郡》中有一个说法：“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四千六百里。”《南中志·永昌郡》只说哀牢归汉，不说哀牢反汉，故此说法还需论证。

《后汉书》为南北朝时宋人范晔所编撰。书中，《哀牢传》亦有“九隆”传说、南击“鹿茤”、贤栗归汉、柳貌归汉等，并有柳貌归汉后七年，哀牢王类牢即反的记载，显得更为全面和客观真实。

《后汉书·哀牢传》使“哀牢”有了一个完整的形貌：哀牢人住在今保山、昌宁、施甸、永平、云龙等地，没有建立完善国家体系，各部落长均称王，部落联盟首领亦称为王。汉武帝时，取了保山、昌宁、施甸等地，设了嶲唐、不韦两个县，哀牢的元气受伤，因此转衰；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归汉，显宗以其地置哀牢、博南二县；建初元年，哀牢王类牢反汉；二年，平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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