酉刻，上幸观星台，召部院诸臣前，上问：「汉臣中有晓知天文者否？」皆奏曰：「臣等未尝通晓。」上又问掌院学士李光地：「尔所识星宿几何？」光地奏曰：「二十八宿臣尚不能尽识。」上因令指其所知者。又问：「古历觜、参，今为参、觜，其理云何？」光地奏曰：「此理臣殊未能晓。」上曰：「此殆距星或有谬误。

以观星台仪器测之，参宿至天中，确在觜宿之先。观于此，足证今历不谬矣。」……上又披小星图，案方位，指南方近地大星，谕诸臣曰：「此老人星也。」光地奏曰：「据史传谓，老人星见，天下仁寿之征。」上曰：「以北极度推之，江宁合见是星。此岂有隐现耶？」谕毕，回行宫。是日，上驻跸江宁府。

康熙君临观星台，与李光地等人的问对，显示了自己的博学多识，康熙又借此对汉人进行批评。因此，观星台的君臣之对，康熙已有准备，不过是逢场作戏，并借此炫耀自己的博学，康熙的这种性格，还有多种表现，在此暂不论列。显而易见，李光地等汉族大臣的答复难以使康熙满意，而李光地绘声绘色记录这次问对，可见他所受到的心理打击，绝非寻常。

同年五月，康熙回北京之后不久，就认为：「李光地等冒名道学，自谓通晓《易经》卦爻，而所作文字不堪殊甚，何以表率翰林？」康熙南巡回到北京之后，许多大臣都争向康熙献赋，以表祝贺，而李光地因没有进献，故康熙大为不满，于是将李光地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，对李光地来说，打击亦复不小。

康熙十五年，熊赐履曾因内阁票拟事致仕回籍，后寓居南京，在家闲居十余年，以藏书为乐事。康熙二十七年年，以礼部尚书再次受到重用，之后一些汉人官员在康熙面前说熊赐履的好话。次年九月，康熙谈话间论及熊赐履、李光地等人，对汉人奉承拍马的作风深恶痛绝，甚至发出「汉人行径殊为可耻！」的感叹。康熙认为李光地所讲的不过是王阳明的「道学」，而认为熊赐履宣扬的是朱熹的学问，对李光地进行了批评。

《康熙起居注》记载了大学士王熙的奏对：「道学之人当涵养性情，若各立门户，各持意见，互相陷害结仇，何云道学？」康熙则说：「意见若能持久，亦自不妨，但久之彼自变易其说耳。」康熙对汉官阳奉阴违的作法，已经不能容忍，同时也表现出康熙对汉族官员的防范心理。李光地在此之前，徘徊于朱、王之间，康熙二十八年五月，因受到康熙的批评而被撤消掌院学士，使得他在为学宗尚方面作出调整，一改先前的徘徊游移，转而笃信朱学，自此西方科技这股风气就此定下了基调。

与此做对照，我们来看看明朝的崇祯皇帝又是如何。

徐guang启在崇祯二年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提出“yu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须翻译”，真是斩钉截铁，字字有力！以翻译为手段，以超胜为目标，这是何等气魄，又是何等雄心！

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。事实上，明朝的时候，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。在徐guang启生前，在明朝朝廷u的支持下，围绕着编写《崇祯历书》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，这下面会介绍到。徐guang启死后，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，不仅继续完成《崇祯历书》余下部分的编写，而且按照徐guang启“yu求超胜，必须会通；会通之前，必须翻译”的原则，在明朝朝廷的支持下，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。

比如《坤舆格致》是在李天经主持下，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、黄宏宪合作翻译，共四卷。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《矿冶全书》。《矿冶全书》共十二卷，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，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、制取和提纯方法，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，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。崇祯十六年十二月，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《坤舆格致》分发各地，“着地方官相酌地形，便宜采取”，只可惜，随着明朝的灭亡，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，连这本中国朝廷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，在清朝统治下也彻底散失，不得不说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，《天工开物》都会在中国失传，更不必说别的了。

崇祯时期，明朝对待科技持欢迎积极的态度非常普遍，例子很多，举例实在太多了。下面仅仅重点介绍一下《崇祯历书》。

崇祯二年，崇祯皇帝亲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