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来的身先士卒、冲锋陷阵的献身精神，以及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军事思想，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。

古代士兵——可怜无定河边骨

在社会动荡的战争年代，谁的兵力强，谁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土地、财富、人口，甚至有机会一统天下。可以说，古代的士兵，战斗、流血、流汗和死亡，无不是为了争取和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。

在春秋战国之前，政府一般靠征兵获取士兵，偶尔也有募兵役的情况，招收的士兵大多来自农民。戍边的士卒很辛苦，所以《诗经·小雅·釆薇》中说，“行道迟迟，载渴载饥。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”。因此，古代多实行轮流戍边制，如《左传》中说，齐僖公派兵守卫葵丘，约定一年轮换一次。可一年后，他却没有派人去代戍，戍边的士兵愤怒之下便杀了齐僖公。

秦汉时主要实行役兵制，秦规定16岁至60岁的男子都要服兵役两年，一年在当地，一年去戍边；汉朝把征兵年龄改为20岁至56岁。但都要兵农结合，闲时为农，战时为兵，士兵要自备衣粮。

隋唐实行府兵制，士兵也要自备衣粮，不同的是他们每年只需服一个月兵役，其他时间务农。这就意味着战时不可长，营地不可远，但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往往食言。如隋炀帝东征高丽时，运送军资的人就有数十万，由于昼夜奔波疲惫不堪，许多人死于道路，战争历时三年，隋朝元气大伤。多年后，唐高宗集十万大军征伐百济，到全部撤兵时也达三年半。府兵自备衣食及戍具，若战事持续的时间较长，他们便会无衣无食，甚至靠吃树皮为生。

宋明时期，政府希望用招募的方式稳定军队，提高战斗力。若非饥荒和战乱所逼，农民们是不愿意当兵的。倒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市井无赖，常为了些许军饷应征入伍，常常败坏军中风气，使军队战斗力不升反降。宋徽宗时，军队更是缺员严重，边兵也所剩无几。

明朝时，许多将领靠拿空额军饷发财。明武宗时，给事中王良佐奉敕选军，发现兵籍上的38万人，有24万是虚额，而剩下的14万多为老弱之兵，入选的也只有2万人，军队空虚衰颓到了极点。蒙古人兵临城下，他们被驱出城与敌交战，吓得痛哭流涕。

清朝实行“旗兵制”，以部落为单位组成“旗”，旗是军政合一的组织，旗民平时为民，战时为兵。当年，努尔哈赤将满、蒙、汉族的力量编成八个旗，分别用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、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八种色旗作标志，金戈铁马，战斗力很强。

不过，自乾隆后期军中**之风猖獗，通过冒领、冒销等手段，半数以上的军饷帑银落入主管官员的腰包。军官石作瑞贪污的帑银高达50多万两。他曾一次赠送他的上司三斛珍珠、一万匹蜀锦。这种**透了的八旗军，后来面对太平天国起义军时，根本无力招架。当时，若无曾国藩的“湘军”和李鸿章的“淮军”等乡勇力挽狂澜，真不知结果会怎样。

以武犯禁——匹马秋风胆气豪

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中说，侠客们“行虽不轨于正义，然其言必信，其行必果，己诺必诚，不爱其躯，赴壮士之厄困”。这种侠义的精神，正是中国武德精神的体现，是一种维护正义、虽死不悔的精神，是一种与不公道的命运或体制抗争的精神。

侠客最早是以刺客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的，他们就是春秋战国时身怀绝技的“士”。他们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，被慧眼识英才的贵族招揽为门客。他们崇尚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为报知遇之恩，不惜性命。刺杀吴王僚的专诸，刺杀秦王的荆轲，是中国最早的一批“侠士”。

春秋时期的专诸，以勇义闻名。他生得高额凹眼，虎背熊腰，异于常人。伍子胥知其为勇士，倾心与其结交。后来，伍子胥将他推荐给吴国公子光。公子光待专诸甚厚，并告诉专诸，吴王僚夺取了本应属于自己的王位，他请专诸相助刺杀吴王僚，专诸慨然相允。

专诸了解到吴王僚喜欢吃鱼，便专门到太湖师从名厨学习烤鱼，三月而精此技。公子光乘吴王僚派兵远征，被困楚国之际，请吴王僚赴宴，以伺机行刺。吴王僚赴宴时身穿铁甲，席间卫士不离左右。酒过三巡，专诸将短剑藏入鱼腹中，借上菜之机，仗剑刺死吴王僚。

荆轲是战国末年人，智勇双全，被燕太子丹拜为上卿。后来，秦王嬴政攻下赵都hd，危及燕国。燕太子丹请他去谋刺秦王，解救赵国，荆轲高唱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慨然前往秦国。到秦国后，他以珠宝贿赂秦王宠臣蒙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