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。在先秦时于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，而这两项都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。

再次，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。劝民务农，使民风淳朴，就更容易加以利用和役使；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，减少结党营私、图谋造反的机会；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，防止他们随意迁徙，能保证政令的推行，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

另一方面，农家认为，商业是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。商人不会创造财富，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，买贱卖贵，从中渔利；同时，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，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。而且，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，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，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，因此要采取“重农抑商”政策。

农家主张重农抑商，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，而是要求统治者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，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。比如，限制经营商业的人数，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，限制商业活动的时间，结合农事来安排商业活动等。

在包罗万象的杂家名著《吕氏春秋》中，也有很多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内容。其中提到，可通过统一度量衡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。具体做法是，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中，由国家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，统一衡称，平整量器。这开了“车同轨、书同文”的先河，与许行的主张相比，有了更大的进步。

天、地、人——农业的三维组合

《淮南子》中说：“食者民之本也，民者国之本也，国者君之本也。是故人君者，上因天时，下尽地财，中用人力，是以群生遂长，五谷蕃殖。”

众所周知，古代农业生产离不开“天时”，即阳光、雨水等气象条件，以及“地利”，即供作物生长的土地，而要使上述“天时”“地利”等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发挥有益的作用，还需要生产者不惜体力和智力，对农作物进行良好的管理。对农业生产来说，“天—地—人”的三维组合异常重要，天、地、人三者缺一不可。

首先，发展农业生产要上因天时。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，把握住“天时”，才能把握住“农时”。“天时”能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光照、温度、热度和水分等不可或缺的要素。而且，农业生产本身就要符合春播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的季节规律，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。

要做到“上因天时”，就要“知天时”，即通过观测和研究，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，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并制定历法；然后要顺应天时，把握农时，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，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“天时”转化为好的收成。

《吕氏春秋》认为，“天时”与“农时”稍纵即逝，必须好好把握。这就要求人们的其他活动，都要与农时配合。例如，为了不耽误农时，农忙季节不宜举兵事、兴土木。而且，祭祀活动也与农时密切相关，春播时进行祭祀，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；秋收时进行祭祀，是为了报答上天的恩赐。另外，人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等生活琐事也要符合季节节律，切不可逆时而行，否则就难免招致疾病和灾祸。

其次，发展农业生产要下尽地财。在古代，土地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唯一场所，农业生产不可能脱离土地而存在。这里要强调的是，农家所说的土地不单指土壤，而是指土壤、水分、生物等自然条件的综合。耕作就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进行的，“地利”就是用来表示这一复合体的概念。

农家“三盗”

地盗，是指地把苗侵吞了。农人把田垄做得太窄，垄沟做得太宽，田垄看上去就像一条条被困在地上的青龙，上面的禾苗长得像兽颈上的鬃毛。苗盗，是指把庄稼种得太密，不留足行距和株距，即使努力耕作，庄稼也难以长大，这是苗与苗相互侵吞了。草盗，是指有的农人种庄稼不除杂草，杂草把秧苗湮没了。

《管子·地员》篇对“地财”因素进行了专门的探讨，从而将农家的生态农学模式提高到了科学的水平。书中不仅考察了平原、丘陵、山地三种地形的生态关系，叙述了平原上五种土壤适宜生长的谷种、草木，以及水泉深浅等问题，还介绍了丘陵和山地的高下等次、宜生草木、山泉性质等。

此外，书中还将九州之土分为上、中、下3个等级，共18种类型，并讲述了各类型土地的性状。在这个基础上，该书还总结出一个具有一般性的规律——“草土之道，各有谷造”，即“谓此地生某草，宜某谷”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