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过，汉武帝末任搜粟都尉。古书记载，赵过“教民耕殖，其法三犁共一牛，一人将之，下种挽耧，皆取备焉。日种一顷。至今三辅犹赖其利。”按“三犁共一牛”即三脚耧。又《汉书·食货志》记载：“过能为代田……其耕耘下种田器，皆有便巧。”他主持创造了三脚耧，还改进了其他耕耘工具，加以提倡代田法，对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氾胜之继承了前人的重农思想，认为粮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，谷帛是统治天下的根本。他主张备荒，把稗草和大豆列为备荒作物倍加注意。氾胜之不仅在思想上重农，而且还身体力行，进行了区田法的试验，列入此项试验的主要作物有禾、黍、麦、大豆、胡麻、瓜瓠等农作物，目的就是为了既扩大耕地面积，又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。

但是，氾胜之却遇到了一个难题——人多地少。关中地区经过数千年的开发，良田沃土早就被利用殆尽，余下的那些荒地，多位于山地、丘陵、陡坡地带，一般倾斜坡度较大，利用起来困难重重。因此，随着人口的增加，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显。一些农民无地可耕，被迫转而从事工商业。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的异化，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，西汉政府曾经多次将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苑囿、公田、池田等借给贫民，但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措施，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十分有限。为此，氾胜之创造了“区田法”，“区田以粪气为美，非必须良田也。诸山陵、近邑高危倾阪及丘城上，皆可为区田”。这就提高了荒地的使用价值，扩大了农田的面积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地少人多的问题。

在区田法的基础上，氾胜之还总结了一系列的作物栽培技术。他将自己收至亩40石的试验结果上奏到朝廷，冀望有助于解决当时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。出于同样的原因，氾胜之还提出了桑、黍混播的集约栽培法。

此外，氾胜之还提出了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的耕作技术，并列举了十几种作物的具体栽培方法，奠定了中国传统农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，其著作《氾胜之书》的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，这些足以证明氾胜之对中国农学的贡献。

出发点——以民为本，重农抑商

尽管许行这位农家的真正开创者并未留下专著，但“神农学派”的传人却很可能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。传说由稷下学宫中的讲师编撰的《管子》（托名管仲所著）一书，包罗各家思想学说，农家学说自然也列于其中。

一般认为，《管子·地员篇》就是农家的著作，而《牧民》《权修》《五辅》《八观》等篇也大篇幅记述了农家的思想。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，所以“重农”也就是“重民”，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。《管子》中有关农家的内容，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。

在农家看来，“顺民心”是一切统治的基础，民心是不可违背的。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，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。《管子·牧民篇》提到：“政之所兴，在顺民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民心。”由此可见，农家通过“民心”这个概念，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，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。

忠爱民，是农家关于治天下的基本主张。他们看到农民耕种田地很辛苦，因而要求统治者体恤百姓，不可巧取豪夺。《管子·权修篇》提出“取于民有度，用之有止”，就是要求统治者约束自己的行为，减轻赋税，轻徭薄役，不对百姓剥削太重；同时要注意节约，不能穷奢极欲。这虽然已经打破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参加劳动的主张，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更易为统治者接受和施行。

修饥馑，救灾荒

农家认为，水灾、旱灾、风雾雪霜、疾病、虫灾等“五害”，严重地危害了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。他们强调，君主要想巩固统治，就必须扫除“五害”，要“修饥馑，救灾荒”。在农家看来，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，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。

在农与商的问题上，一方面，农家力主“农本商末”，推动统治者将其确立为基本国策，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。农家认为，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，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，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。

首先，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。国家以百姓为根，百姓以谷为命；如果百姓无谷，国家就会失去根基。因此，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首位。

其次，强大的军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