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天天推牌九，我偶尔玩。赌的还不小，身上多少有一点现金。我的钱我其实没花多少，都让崔勇借去了，两三千吧。说实话我真不爱借，打牌我真不爱借。

快到秘鲁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回寝室，看见刘贵夺那块放着个小笔记本，没啥事儿我寻思在那翻翻，我看他记了一些数字，我问他，说是航行坐标，我说你记这个干啥，告诉我没事儿就闲着玩记的。

反正具体他怎么想，搞不明白，感觉他总在琢磨事儿，一般人看不透他。

40来天之后，2月的最后一天，我们到了地方（秘鲁海域），开始钓鱼。晚上天黑开始钓，灯一打开，鱿鱼冲着光就游过来，把钩下下去，感觉有鱼往上薅就行了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看看就会了。刚开始有鱼咬了都不知道，一个人拽十多斤鱼都拽不动，感觉太沉了，都两个人拽。

几个月下来，我钓的总比别人少。刘贵夺最多，有一个月钓了13000多斤。我俩位置没差太多，我也向他学过，问过下多深，比如50米的水层没有鱼，就下70米。我的钩有时候修修整整的，他的钩连弄都不弄，有时候都歪了他也不弄，就钓那么多。

刘贵夺跟我、崔勇，还有黄金波，年龄比较接近，能聊到一块去，他要是看不惯谁，基本就不跟人怎么说话。虽然平时关系不错，但我感觉刘贵夺心里吧，挺傲，对我们也有点瞧不起。”

“海上有收购船，船舱的鱼满了之后，就得到收购船去卸货，下到舱底，一人50盘、一盘30斤，往上举，那个最累，而且我个儿矮，比较吃力。要赶上卸货的话，可能两天一夜都不能睡。

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对刘贵夺印象还不错。听说他当过兵。身体不算壮，甚至有点瘦，但挺为别人着想，卸货的时候，我个儿矮，刘贵夺一般都不让我下，我一共下去过一次两次，都他帮我举。

他家里什么情况，我不太清楚，反正也挺穷，父母在黑龙江种地。

时间一久，就不知道听谁说的，传出来的，说公司那个工资有点不准，说回去要找事儿，要扣工资，合同也不对，一开始说保底四万五，其实是按一斤鱿鱼两毛五算，钓够了，才能拿到那么多。

刘贵夺脑瓜比较快，一算账，发现最后挣的还不够他买烟的钱。我感觉不可能，那么大公司还能差这几个人的工资。

这些都是船员私底下传，没问过船长。

船长叫李承权，后来也判了死刑。很高，个儿很大，脾气不好，有个船员惹他不高兴，一拳打过去，眼圈都黑了，船员之间起争执，他总向着自己的老乡，再有就是打耳光。

新换上来的大师傅，老夏这人，平时吧诈诈唬唬，爱拍船长马屁，总以为自己年龄大见过世面。他和船员姜晓龙家都是黑龙江，离得还不远。出事以前有天晚上喝点儿酒，老夏怎么骂姜晓龙来的，吵吵，姜晓龙拿刀去扎他，没扎着。后来我们下去把他拉下来。船长给姜晓龙打几撇子，要撵他走。姜晓龙当场给船长跪下了，告诉我错了，喝多了什么的，刘贵夺也在那帮求求情。可能他们从那儿开始有点结仇。

慢慢的吧，开始的新鲜劲儿过去了，船员也都皮了，偷懒耍滑的人太多了，早上钓完鱼，得把鱼分出来，30斤一盘，单个超过8斤得分开，头是头，就是三角那个，翅是翅，身子是身子，称斤，然后给分类，洗完之后装盘入冻板间，这就完事了。

钓同样的货，人家别的船早上8点钟9点钟就能收完了，我们得10点、11点、12点，一到这会儿就找不见人，都跑去偷懒了，最后船长也不管了，也生气，天天总喊，都没人听。剩下那些人干到2点才睡觉，我就建议船长轮班，他也不听。

刘贵夺还可以，不怎么偷懒，但那阵子他经常拉着其他人说话，神神秘秘的，心思也不在钓鱼上了。”

案情材料中记录，刘贵夺当时曾就提前回国与船长沟通，但船长告诉他，“你们回不去了，都没办船员证，其他船不敢搭你们回去，否则就是偷渡，你们干也得干，不干也得干！”而刘贵夺所设想的诉讼途径，后来证实也无法实现，因为公司与船员签订合同时使用了虚假公章，他们事实上是一群困在海上的黑工。

如此一来，事情如何发展，便取决于船员当中有着什么样的人物了。

“有一天刘贵夺对我说，咱们干活累，公司很黑，违反最低工资标准，合同上说的钱肯定拿不到，他说他想回家去，跟公司打官司，还说他认识济南比较好的律师。我问说，‘这咋回去？’他支支吾吾，再没说别的。

走前又说了一句，告诉我‘公海上杀人不犯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