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你跟我说要和稀泥？

圣旨转送到婺源县，代为处理政务的通判徐廷竹就被老百姓逮住了。

数千人手执木棍、火把，把徐通判守了一天一夜。

新任知县舒邦儒来收拾残局，在踏入徽州府的时候，就遇到县民程文昌、胡文盛，“合县里排、耆老、民人等拥道递呈，民情忿怒，鼓噪不服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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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威还不够，婺源之后直接堵住了县衙，自己占了紫阳书院的场地，搞了个议事堂，开始领导民乱，“聚者已盈数万，鸣金约党，竖旗结盟，挟求申豁。于时道路禁阻，文移隔绝。”

闹了许久，这个议事堂开始“征集捐款”，每一石粮米征银六分，用以“维持部众运营”。

休宁那边更过分，聚集了上万人——“将木梯搭上县首屏墙，揭去原给告示，藏匿在家。复扇［煽］乡愚入集公寓，赴诉求理，仍与门外呐喊鼓噪，求其必听。”

期间不但打杂抢烧，还占据了县衙，挟持了县令，公然插起了一杆黄旗。

这时候五县反正都大差不差，进入了无政府状态——“复行聚集乡村愚民、城市棍徒，执旗喧哗”

具体在，邵庶：《邑令延平陈公去思碑，万历《休宁县志卷 7《艺文志·记述，抄明万历刻本。

甚至连五县的驻军都被吓跑了。

驻军的把总赵涞是歙县人，更是连夜逃回了歙县，给兵备道说五县要造反，待不下去了。

五县听到自己被打成造反分子，直接有样学样，反咬一口说歙县要造反。

他们挟制县衙，开始朝外派发公文，给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诸布政司发函。

信中说，五县遭到了数万歙贼的攻打，县令被抓了，连兵备道都被围了，不日就要占据徽州府，越境四出，争夺天下。

一时间半个南方震动。

民乱到这个地步，应天巡抚才终于决定调动兵备道弹压，一面出兵守境，一边公文威慑——“如有一县一人敢倡言鼓众者，先以军法捆打，然后问遣，决不姑息。”

事情眼看不可收拾，风闻奏事的御史自然听了风声。

当即上奏朝廷，说闹这么大，要解决根源才行，丝绢案到底公不公道啊？是不是殷正茂偏帮乡人啊？

五县好歹是将统战价值打出来了。

文华殿下来诏书，让徽州府重新合计合计。

第一轮合计，说这笔丝绢税，咱们按人口均分，歙县出4145两，五县出2000两，剩下500两府衙想办法，行不行？

五县眼睛一瞪，嗯？

徽州府无奈，只好说，府衙征收的某项军需，其实每年结余1950两，以前都是提留的，之后上交给朝廷抵补五县的份额好了。

府衙出钱，终于把六县哄了过去，歙县均分了，五县又没有实际承担。

至于剩下五百两，最后由兵备道小心翼翼出面说，自己这些年收徽州府的军需，不小心重复收了两笔，以后我只收一笔，正好省出来五百两——也就是前文说到的“协济税”了。

具体分配在程任卿:《丝绢全书卷 6《奉都院吊取各邑认状宪牌，第572页。

事情到这里基本也就结束了。

朝廷本想追究在这件事情里面出力的豪右，但诏书到了徽州府，衙门回文给朝廷《本府回无豪右申文，没有豪右，自然也就没得人抓嘛。

最后帅嘉谟还是充军，杖一百流三千里，遣边戍军。

反倒是搞议事局的程任卿最犯忌讳，直接给首领判了斩监候，死缓。

当然，在明朝搞民乱一般是不会死的。

议事局